合同诈骗罪的关键问题整理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合同诈骗犯罪的行为模式在我国刑法的规定为列举加概括式，《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的五种情形：( 1 ) 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 )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 ) 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 ) 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 ) 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行为人有上述行为后，还必须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才构成本罪。换言之，我国刑法规定的目的犯，必须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为构成要件。
实践中案件情况复杂，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新编版）．刑事卷2》指出，认定情况应结合：（1）主体资格真实性；(2)行为人有无履约能力；(3)行为人有无采取诈骗的行为手段。(4)行为人有无实际履约行为；(5)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原因。(6)行为人的履行态度是否积极。(7)行为人对财物的主要处置方式。(8)行为人的事后态度是否积极等方面加以综合判定。

典型无罪例证：曾某被判合同诈骗罪一案二审裁定书（来源：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法院（2015）鄂恩施中刑终字第00226号刑事裁定书）。
观点摘录：证据证实，原审被告人曾某在巴东县清太坪镇发展种植、收购辣椒产业，抛开种植辣椒时所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仅收购时支付货款和购买包装纸箱两项，就投入资金达152226元，已超过其应支付辣椒收购款151066.94元，以此进行合同诈骗也有违常理。
总结：客观行为推断主观目的，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行为人一方的实际投入已超出或与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相当的，应排除非法占有目的，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的区分

合同诈骗罪，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或者仅履行合同的小部分，而对合同义务的绝大部分无履行诚意以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民事欺诈行为，是指在民事活动中，一方当事人故意以不真实情况为真实的意思表示使对方陷于认识错误，从而达到发生、变更和消灭一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不法行为。两者的区别是：主观目的不同，行为故意内容不同。民事欺诈行为的当事人采取欺骗方法，旨在使相对人产生错误认识，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法律行为，然后通过双方履行该法律行为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其实质是牟利；而合同诈骗罪虽然客观上可引起他人一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但行为人并没有承担约定民事义务的诚意，而是只想使对方履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单方义务”，直接非法占有对方财物。因此，合同诈骗罪是以直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故意内容，而民事欺诈则是通过双方履约来间接获取非法财产利益。（无罪判决观点摘要：洪某被控合同诈骗罪、职务侵占罪一案一审判决书案号：（2002）厦刑初字第51号）

典型无罪例证：刘忠志、刘剑波被控合同诈骗罪一案一审判决书（来源：吉林省辽源市中级法院（2016）吉04刑初21号判决书）。
裁判理由：本院认为，合同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本案被告人刘忠志、刘剑波因中志公司资金周转不畅，遂与天源公司建立了名为买卖实为借贷的合同关系，其用以买卖形式的房屋客观存在，且双方到产权部门办理了预售登记。嗣后，刘忠志、刘剑波亦按照合同约定在天源公司汇款后给付378万元。依刘忠志和刘剑波供述，其将从天源公司取得的款项用于宏达二期和三期工程建设，而现有证据又不能证实刘忠志、刘剑波在取得款项后有挪作他用或无故挥霍等情形，故不能认定刘忠志和刘剑波从天源公司取得的钱款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虽然刘忠志、刘剑波在取得天源公司钱款时对天源公司隐瞒了相关房屋有抵押或顶账等事实，但房屋产权从形式上并没有受到限制，且从现有证据来看，用以交易的房屋大部分定价较低，结合刘忠志、刘剑波将宏达三期6栋楼（扣除16户）以18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天源公司，及蔡金定最后以宏达三期1号楼部分门企房接受清偿债务的事实，亦不能确认刘忠志、刘剑波有非法占有天源公司钱款的故意。此外天源公司并不认可其系被害人，故公诉机关将天源公司列为被害人并不适当。综上，刘忠志、刘剑波的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忠志、刘剑波犯合同诈骗罪的证据不足，指控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刘忠志、刘剑波的辩解及二辩护人无罪的辩护意见应予采纳。
总结：行为人虽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行为，但该行为对合同的实际履行并未产生实质影响，且行为人亦未对取得的借款进行挥霍，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三、合同诈骗罪中的单位犯罪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

合同诈骗罪中对于单位的，可以构成单位犯罪。那么单位中的相关责任人，就要符合直接责任人员，才能构成本罪。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根据《2001年1月21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规定，单位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认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在单位实施的犯罪中起决定、批准、授意、纵容、指挥等作用的人员，一般是单位的主管负责人，包括法定代表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在单位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并起较大作用的人员，既可以是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也可以是单位的职工，包括聘任、雇佣的人员。

应当注意的是，在单位犯罪中，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奉命而参与实施了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对单位犯罪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犯罪情节，分别处以相应的刑罚，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在个案中，不是当然的主、从犯关系，有的案件，主管人员与直接责任人员在实施犯罪行为的主从关系不明显的，可不分主、从犯。但具体案件可以分清主、从犯，且不分清主、从犯，在同一法定刑档次、幅度内量刑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的，应当分清主、从犯，依法处罚。

作者简介

郑泳彬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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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刑事部副主任，暨南大学法学院全日制刑法学硕士，人民大学律师学院第七、九期刑辩高级研修班成员，日知社青年刑辩人才计划百人刑辩人才，庭立方刑事风控班高级讲师成员。

2017年度获广州律协颁发“业务成果奖”和“理论成果奖”，2018年，获盈科广州月度青年律师之星。以严谨细致，专业实干，办理多起重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取得了让当事人称赞的理想辩护效果。善于钻研法律，专注刑事辩护多年，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深入的研究。